置身事内

Posted on 2021年12月27日周一 阅读

评论

个人经历对工作选择的影响

人情关系

升职

中美理财差异

对不平等的容忍度

风险不对等

工业发展趋势

工业必然会越来越自动化,未来大多数就业会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这里面人的因素占比会越来越大,需求也灵活多变,非标准化。

想起来最近听的一期《声东击西》播客,里面说到算法标准化带来的问题,于是就有了MCN人为地给旗下主播分配资源位;配送站之间的骑手互相帮助处理异常单。当算法和前面说到的自动化工业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标准后,围绕着这些规定的边边角角就会诞生对现实更优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一旦证明了自身的优势和可扩展性后,就会被吸收进系统)。

#192 平台:现代社会的遥远巫术

和算法相比,「平台」拥有一张更加面目模糊的脸。 当我们说算法是个大黑箱的时候,至少还能把它和程序员们写的一长串代码联系起来。但你是否想过,我们日常所说的「平台」,到底有着一副怎样的真身? 资本,流量,权力,算法,运营......这些都被「平台」所囊括,却又无法被一个概念精准定义。对某个直播间的主播来说,平台拥有「金手指」,可以突然让自己被算法和流量青睐;外卖骑手们会将「平台」作为技术与资本的代称;而一些快手主播,则会在自己的视频中感谢「平台」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机会。 表面上看,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平台为人们提供了更加自由和灵活的就业路径。然而,「再中心化」的过程被遮蔽了,监管和规训变得更为隐形--算法被平台利用,变为 PUA 创作者/劳动者的工具。想要「逗逗程序员」么?或许你永远都不会成功。 没错,这期节目可以视为「当网约车司机决定逗逗程序员」的延伸。我们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董晨宇,与正在人大社会学系做博后的束开荣老师一起,分别从外卖骑手和主播经济的田野经历说起,探讨我们所理解的平台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现代社会的遥远巫术,以及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平台应该往哪些方向走。 欢迎收听! #以及,别忘了用耳朵来逛逛声动活泼游乐场!# 我们在里面埋了一些彩蛋,也还埋了一个声音互动游戏。想要和我们一起玩耍,就请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来获得游戏道具(解谜地图和答题卡各一张),好去寻找那些和声音有关的线索。至于详细的参与方法,请点击 冬日活泼特辑|声动游乐场开园,请来一探究竟吧! 了解更多详情。期待你的参与! ▼主播 徐涛,声动活泼联合创始人 ▼嘉宾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微博@董晨宇RUC 束开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博士后 ▼主要话题 [03:25] 骑手们会用「平台」来指称技术、资本 [09:44] 号称去中心化的平台,是换了一种游戏规则的「再中心化」 [15:23] 运营会用算法来「威胁」主播 [24:01] 从组织社会学角度,算法与人们「既规训又协作」 [36:53] 平台的调配机制中,本地化的社会关系也在起作用 [45:56] 直播行业还是有一些「反抗」的空间 [52:28] 主播离开的两难:平台与 MCN 的制约 [01:02:49] 平台的「治理」问题,实然与应然 ▼相关节目 #190 当网约车司机决定「逗逗程序员」 #153 算法这只温柔的巨兽 ▼延伸阅读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音乐 * Book Bag-E's Jammy Jams ▼Staff 监制^ Amanda 后期^ 可特 运营^ Yao 设计^ 饭团 ▼关于节目 Bigger Than Us,渴望多元视角,用发问来探索世界。 ▼关于我们 声动活泼的宗旨是「用声音碰撞世界」,并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考养料。 * 我们还有这些播客:声动早咖啡、What's Next|科技早知道、反潮流俱乐部、泡腾VC * 欢迎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与我们互动,搜索 声动活泼 * 期待你与我们发邮件反馈,邮箱地址是:ting@sheng.fm *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打赏支持:https://etw.fm/donation Special Guests: 束开荣 and 董晨宇.

观点

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另一方面,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己经是博弈后的结果,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在任何体制下,权利运作都受到两种约束:做事的能力及做事的意愿。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一方面,因为规模经济,覆盖的人越多越划算,政区越大越好;另一方面,受制于人们获取这些服务的代价和意愿,政区不能无限扩大。

公共物品是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

复杂信息

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工作总要下级来做,不可能没有一点自主性;下级也总要接受上级的监督和评价,不可能完全不理上级意见。但无论如何,信息优势始终是权利运作的关键要素。

实际权威来自信息优势,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单位内部。

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

合同不可能事先写清楚所有情况,所以权力的实质就是在这种不确定情况下的决定权,可以称为“剩余控制权”。

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激励相容

能评价和奖惩工作业绩的上级,能决定工作内容的上级,受下级工作影响最大的上级,应该是同一上级。

做任何事都有代价,最优的结果是让效果和代价匹配,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达成目标。

财税与政府行为

分税制改革

人员过多一直是政府顽疾,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转移支付体系中,相当一部分转移支付是为了维持基层政府正常运转和保障人员工资。财政供养人员(即有编制的人员)越多,得到的转移支付越多,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扩编。从1994年到2005年,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员(在职加退休)猛增了60%,从2981万人增加到4778万人。2005年实行 “三奖一补”之后,2006年财政供养人口下降了318万。之后又开始缓慢上升,2008年达到4 631万。2009年后,财政供养人员的数据不再公布。

90年代和00年代前期,就是一个公职人员福利不断增加的时代吧。我们父辈觉得公务员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年轻时期的经历导致吧,我们对互联网的相信,也是因为年轻时各种互联网创业神话击败了这种“事业编制是铁饭碗”的叙事,本质上我们和父辈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的老家是浙江的一个偏远地区,主要的地方收入都是省政府的财政补贴,更加剧了家乡中年人(至少是我父亲)对这个叙事的相信。

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个极度厌恶风险的人,一部分也许和他小心谨慎的性格有关。还有一部分也是家乡并不是很好的创业环境,和我父亲相似学历的人,要么离开家乡承担风险;要么在家乡承担风险失败了;还有更多的是融入了体制取得了成功;而在家乡创业成功的本地人,大多是我父亲“看不上的土老板”。我们只不过是身边人的一个平均罢了。

政府投资与债务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政绩非常重要,但这不代表人情关系不重要。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只要工作业绩不能百分百清楚地衡量(像送快递件数那样),那上级的主观评价就是重要的,与上级的人情关系就是重要的。人情和业绩之间可能互相促进:业绩突出容易受领导青睐,而领导支持也有助于做好工作。但如果某些领导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在选人用人中忽视工作业绩,任人唯亲,就可能打击下属的积极性。在这类问题突出的地区,官僚体系为了约束领导的 “任性”可能在晋升中搞论资排辈,因为年龄和工龄客观透明,不能随便修改。但如此一来,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都会降低。

只要工作业绩不能被清楚的衡量,那么就需要上级的主观评价。人情其实也是有好有坏的,如果双方的利益都能通过提升集体利益的方式实现,那么人情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方式,更像是信任与合作关系的体现。同时组织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论资排辈机制(但我们也应该去探索更好的客观机制),用一些客观因素去防止人的主观判断失误以及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的情况。

平均来说,在一个县里所有的正科实职干部中,每年升副县级的概率也就1%,而从副县级干部到县委副书记,还要经历好几个岗位和台阶,动辄数年乃至数十年。因此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最在意的激励并不是晋升,而是实际收入以及一些工作福利。

体制内的升职速度和企业相比是过于缓慢的,就这一点在企业上班的上升空间还是比体制内高的。

对企业而言,盘子小,凡处于扩展阶段的企业,大家努力工作就是正和博弈,新人会不断进来,大家都能升职加薪。但是政府编制的盘子太大了,客观上也无法急剧扩张,所以体制内升职变成了零和博弈。

这也是企业员工不得不内卷,但体制内有躺平自由的原因之一吧。不过文化总是会互相影响的,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是在体制外工作,这种加班风气也会影响体制内;同时体制外也有工作生活平衡的呼声,这也会影响到企业。

城市化与不平衡

房价与居民债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这项调查,城镇居民 2019年的负债中有76%是房货。而从资产端看,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也就是房子。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七成,其中六成是住房,一成是商铺。而在美国居民的财富中,72%是金融资产,房产占比不到28%。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出为什么A股一直萎靡不振,而美股节节高升了……

最近国家对股市的压制也是是防止GDP过度依赖金融业吧,2015年-2019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了8%,相当于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美国的资本市场汇聚了全世界的资金,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国的金融业规模的确需要缩小。

在中国牺牲股价保护房价,其实就是用小部分人的牺牲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其实是一个明智选择。

不平衡要素与市场改革

上面两个图表分别是《2019年美国各州占全国GDP和人口比重》,以及《2019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占全国GDP和人口的比重》

可以看出来如果要均衡发展,假设经济不会衰退,但各地最终GDP占比和人口占比的比例达到了1,则: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得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停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因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

家庭观念也会影响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在家庭观念强的地方,如果子女发展得好、有出息,自己的生活就算是有了保障,对贫富差距容忍度也会比较高,毕竟下一代还能赶上。

保持容忍度的最简单方法不是降低差异,而是保证个群体都有机会,还有较清晰的规则,这样至少大家愿意等待。

债务与风险

法律优先保护债权人的索赔权,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

若某房地产企业愿意用10%的利息借钱,银行想借,但我国严格限制银行给房企的货款量,怎么办?银行可以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利息5%,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在这笔“银信合作”业务中,发行的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就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是一种“影子银行”业务。

一旦系统中各方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对等的,那么风险往往会让承受能力最弱的那一方承担。

债务的风险承担方一般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很多时候股权是更合理的融资方式,双方共同承担盈亏,但是只有相当体量的公司或是被市场和投资人看好的初创公司才能享受这种融资方式,同时大多数创业者并不缺钱,现有的融资体系有合理也有不公的地方。

还可以看一下“影子银行”的例子,企业想要从银行借钱,愿意出10%的利息,那么银行绕过监管的方法就是开放一个基金,也许会宣传基金的收益率是5%,但是不保证盈亏。一般散户把前投入基金后,如果企业亏损,那么基金亏损,大家一起承担风险;但如果企业盈利的话,银行可以只把部分利息放入基金中,另一部分直接收走(这个例子中是5%的差价),此时也是散户承担了最多的风险。

言论

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阳也!

写这样一本书,若想说清观点,作者有时必须装得成竹在胸一点。想让自己的论述站得稳,便不能甫一下笔就顾虑重重。论述这些问题实非易事,我有时轻描淡写,斩钉截铁,但其实心中始终有所顾虑,也许读者能够体谅。

——凯恩斯《论概率》